《国际商事合同通则》性质是国际合同法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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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佳殷; 来源:www.giprs.org; 源语言:中文

发布日期: 2009/05/17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的性质

关于《通则》的根本性质,可谓众说纷纭,但至今未有一个明确而公认的说法。关于《通则》性质的各种学说观点主要包括:《通则》是国际商事惯例;《通则》是示范法;《通则》是国际合同法重述;《通则》兼具国际商事惯例、示范法、国际合同法重述的性质等等。

我认为,首先《通则》并非国际商事惯例或示范法,并且《通则》不是国际商事惯例、示范法、国际合同法重述的结合体,而是一份国际合同法重述。

(一)《国际商事合同通则》是国际合同法重述

《通则》是对合同法一般原则和规则的“国际重述”。

《通则》就其形式而言,类似于美国《合同法重述》。[①]美国《合同法重述》是除了判例法和制定法以外美国的私法领域所存在一种称为“法律重述”的法律文件。这种文件不是制定法,但类似于制定法,原因在于“法律重述”虽不是由国会等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文件,但体现了普通法法典化的要求。[②]由于“法律重述”在适用上有相当的权威性,它通常都被视为美国“法律的渊源之一”。[③]

从总体上说,《合同法重述》是英美法抵制法律确定性的诱惑和普通法法典化的产物,又是对法律灵活性追求的产物,是一种折衷法律确定性和灵活性的选择。[④]

“法律重述”是具有高度说服力的普通法权威。[⑤]“法律重述”以条文形式重新编写的判例法,其大体上是采用判例要旨的方式。[⑥]同时,重述一方面提供官方的正式规则系统,虽然在较法典较弱的意义上。[⑦]因此,“法律重述”的根本性质是一种介于法典法(指法典化的制定法)与判例法之间的法律文件[⑧]。

国际统一私法协会于1994年公布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则》是与美国《合同法重述》相同性质的文件,也是一种“重述”。[⑨]《通则》是对合同法一般原则和规则的“国际重述”。

然而,有别于美国《合同法重述》法律文件而成为美国法律渊源之一,《通则》就其性质而论是国际组织所制定的非法律文件,[⑩]这是由于考虑到各国法律制度的变化多端以及大陆法系根深蒂固的合同法的成文化传统,国际统一私法协会采用“通则”(principles)而非“国际统一立法”(uniform international law)的形式来推进国际商事合同法的统一。[11]

另一方面的原因在于试图对国际商事合同进行全面的统一立法的建议中,对国际立法权潜在的运用被认为是对国家主权的侵蚀,对于是否接受或拒绝国际公约或统一法做出最高的、独立的决定仍被看作是每个国家主权范围内的事项。[12]

但是,《通则》仍然具有其权威性与普遍适用性等特征,其权威性主要来自于《通则》起草者的权威性,而非来自于权力机构的权威性。

在实践中,《通则》作为国际合同法重述,被普遍适用与认可。如在一起法国卖方和荷兰买方之间的鱼片买卖合同纠纷案中,荷兰法院将法国国内法上所规定和《通则》进行了比较,以确认判决的科学性。之所以选择《通则》比较,是因为《通则》代表了普遍接受的国际商事合同重述。[13]

《通则》作为类似合同法“重述”的文本,虽没有公约的效力,但是将两大法系以及其他法系都纳入综合比较的视野中,是国际社会关于商事合同立法的新发展,最大程度地反映了21世纪合同法理论的走向。[14]

在理论界,有些学者认为《通则》是国际商事惯例;有些学者则持《通则》是示范法的观点;更有学者认为《通则》兼具国际商事惯例、示范法、国际合同法重述的性质。我并不赞同这些观点。


[①] E. Allan Farnsworth, Developments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Law: An International Restatement: the UNIDROIT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ntracts, 26 L. Balt. L. Rev,1,1-7, pp.2.

[②] American Law Institute,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Permanent Organization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Law Propos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American Law Institute, 1 A.L.I. PROC. pt. 1,23 (1923).

[③] 王军:《美国合同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北京,1996年版,第13页。

[④] 刘承韪:《美国合同法重述:徘徊于法典法与判例法之间》,载于民商法论丛第36卷,2006年11月。

[⑤] E. Allan Farnsworth, Contracts, Aspen Law Business, 3rd ed., 1999, pp. 28.

[⑥] 〔日〕大木雅夫:《比较法》,范愉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58页。

[⑦] James Gordley, European Codes and American Restatement: Some Difficulties, Columbia Law Review, January 1981, pp. 142.

[⑧] 刘承韪:《美国合同法重述:徘徊于法典法与判例法之间》,载于民商法论丛第36卷,2006年11月。

[⑨] E. Allan Farnsworth, Contracts, Aspen Law Business, 3rd ed., 1999, pp. 29.

[⑩] Michael Joachim Bonell: The UNIDROIT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ntracts: Why? What? How? 69Tul. L. Rev. 1121. pp.1127.

[11] E. Allan Farnsworth, Developments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Law: An International Restatement: the UNIDROIT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ntracts, 26 L. Balt. L. Rev,1,1-7,pp.2.

[12] 曾涛:《示范法比较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北京,2007年5月第一版,第95页。

[13] 刘瑛:《<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在<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解释中的运用》,载于《法学》,2007年05期。

[14] 尹腊梅:《附抗辩权债权抵销问题研究——<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和<欧洲合同法原则>反映的新趋势以及对“附抗辩权的债权不得抵销”规则的质疑》,载于《环球法律评论》,2008年 02期,第1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