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航空货物运输运费纠纷再审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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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仲奕, 刘飞; 来源:www.giprs.org; 源语言:中文

发布日期:2008.06.20


审理法院:

一审法院:湖洲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当事人:

湖洲市某制衣有限公司,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再审申请人,以下简称"A公司";

某国际空运有限公司,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再审被申请人,以下简称"B公司";


案件背景资料:

1993年初,意大利某公司代理商(以下简称"甲某")与A公司签订了丝绸服装国际贸易合同。该合同确定的贸易条件为FOB上海。

同年4月23日,甲某与意大利某国际货运咨询责任有限公司(以下简称"C公司")签订了一份《委托运输合同》,约定由C公司为甲某实施从中国到意大利全部进口货物的运输,货到米兰后甲某须付清C公司运费才可提货,否则,甲某需支付仓储费用。

同年4月29日,甲某传真告知A公司,贸易合同的全部出口货物交由C公司承运,运费由甲某在米兰提货前支付。

同年5月至9月期间,为便于订舱发运,A公司按照C公司要求改用东方航空公司(以下简称东航)的《国际货物托运书》,将填好的托运书传真给C公司。C公司将托运书交给了东航的销售代理B公司。A公司先后7次按照C公司指示将货物送到上海虹桥机场B公司的仓库。B公司签收货物后代填并签发了7票托运人为B公司的航空货运主运单,同时还了托运人为A公司的7票航空货运分运单,在此期间B公司按照航空公司的要求先后预付了7票货物的空运费。货物发送后,B公司未将航空分运单正本托运人联交给A公司,亦未向A公司索要空运费。七票货物陆续运到米兰,甲某向C公司支付了全程空陆运费,提取了货物。C公司分别向甲某开具了发票和收据,同时声明该批货物运送合同已履行完毕。

1995年2月,B公司致函A公司称:当时A公司委托C公司,C公司与B公司有代理协议,现C公司将收款权移交给B公司,要求A公司依照航空分运单支付上海到米兰7票货的全程空运费。A拒付后B公司遂向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案件一审情况:

B公司向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要求A公司支付航空分运单记载的全程空运费及逾期违约金。

B公司称:当时A公司委托C公司办理货运, C公司与B公司有代理协议,现C公司将收款权移交给B公司,要求A公司依照航空分运单支付上海到米兰全程空运费。

A公司答辩:运费由外商支付,本公司无支付运费义务为由拒付,双方酿成纠纷。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虽未签订书面委托运输合同,但A公司将货物交到B公司仓库,并在货物托运书上签字,B公司已将货物运至目的地,有权向A公司收取运费,B公司因由外商支付运费的理由无据。判决A公司向B公司支付运费及逾期违约金。


案件二审情况:

A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诉。

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虽未签订书面委托运输合同,但A公司是以自己的名义出口货物,并将货物送到B公司仓库,并在货物托运书上签字确认,B公司亦将货物委托航空公司运到A公司指定的地点交付,应认定双方间的委托运输关系成立。B公司已履行了委托运输义务,A公司应向其支付运费。意大利客户甲某与C公司间的委托运输合同与本案无涉。遂判决驳回A公司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案件再审情况:

A公司不服二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认为:本案A公司将货物送到B公司在上海虹桥机场的仓库,其名称亦被填入航空分运单托运人栏内,但不能因此认为双方构成委托运输关系。

1、按照意大利代理商甲某与A公司商定的贸易条件,订立运输合同并支付运费是买方甲某的义务。甲某与C公司签订了《委托运输合同》,合同内容表明C公司是本案7票货物的缔约承运人、甲某是托运人。

按照本案《委托运输合同》的约定,A公司应向C公司交付货物。但由于C公司在出口国中国不具备经营国际货运代理业务的资格,C公司必须委托中国上海的货运代理协助完成在当地的运输事宜。因此A公司将货物送到B公司仓库是按照C公司要求将货物送到指定地点的行为,并非向B公司托运。B公司接受货物,填制航空货运单并不是接受A公司的委托,而是作为C公司的发货代理将C公司收到的货物向航空公司托运的行为。

2、根据我国参加的《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即华沙公约)第十一条(1)项规定:“在没有相反的证据时,航空货运单是订立合同、接受货物和承运条件的证明”。本案B公司虽然签发了航空货运单,但本案有甲某与C公司按照《委托运输合同》履行支付空运费交付货物的事实的相反证据,从而否定了航空分运单作为合同的证明效力。而且B公司在1993年5月至9月间陆续发送货物后,一直未将作为运输合同凭证的航空分运单正本托运人联交给A公司,15至21个月后才向A公司主张运费。这种违反华沙公约有关规定和不符合国际航空货运代理行业惯例的作法亦说明B公司不认为与A公司之间存在委托运输关系。

3、B公司以C公司收款权转移为由向A公司主张运费的理由,也是不能成立的。本案证据证明C公司已经收到意大利代理商甲某支付的全程运费,运输合同履行完毕,收款权已不存在,而且货运代理之间依代理关系改变支付运费的义务人,违背贸易合同当事人商定的贸易条件,因此所谓收款权转移对A公司是无效的。

本案是C公司在意大利揽到甲某的进口货物,委托中国的国际货运代理B公司办理托运出口,A公司指定的收货人是意大利诸家客户而非C公司。C公司与B公司之间是航空货运代理关系,与货主无关。本案7票货全程运费已由C公司向甲某收取,并由C公司依委托代理关系向B公司偿还垫付运费。B公司向航空公司支付的空运费系为C公司垫付的费用,理应由C偿还。如果C公司不予偿还,应属商业风险,而不能以所谓“权益转让”为由主张权利,损害第三者的利益。

最高人民法院最终裁定:撤销一审和二审民事判决,驳回B公司的起诉。


评论分析:

在讨论案件前,我们必须明确以下几个定义,根据“中国民用航空货物国际运输规则”规定:

“承运人”,是指包括发行航空货运单的承运人和运输货物、约定运输货物或者约定提供与此航空运输有关的任何其他服务的所有承运人。

“代理人”,是指经承运人授权,代理承运人从事与货物运输有关活动的任何人,但本规则中另有规定的除外。

“托运人”,是指与承运人订立货物运输合同,其名称出现在航空货运单托运人栏内的人。

“航空货运单”,是航空货物运输合同订立和运输条件以及承运人接受货物的初步证据。

根据以上定义,本案中的B公司是“代理人”,东航是“承运人”。B公司由于认为A公司是与其代理的“承运人”东航订立《航空货物运输合同》的“托运人”,因此向法院起诉要求其支付运费。因此,本案实质的争议焦点在事实上哪一家公司作为真正的“托运人”与本案中的“承运人”东航形成了航空货物运输的合同关系。

从事实层面来看,A公司作为FOB国际贸易合同中的卖方根据卖方指示将货物送达指定地点并签署了托运书是一种法律上的认识错误,本案应当由该贸易合同的买方即意大利甲某负责运输,甲某委托了C公司承运全部货物,C公司再委托B公司承运,B公司是航空公司的销售代理,所以C公司才是本案真正的托运人。B公司仅仅依据A公司“托运书”以及“分运单”上托运人,认定A公司就与“承运人”形成了航空货物运输的合同关系,是航空货物运输合同中的当事人,从而造成了诉讼方向的错误,导致了最终的败诉。

从法律层面来看,依据合同法中的合同订立一章对“要约”与“承诺”的规定,“‘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在这个成立的合同中的承诺人和要约人应当被认定为合同中的双方当事人。因此,虽然“航空货运单”,是航空货物运输合同订立和运输条件以及承运人接受货物的初步证据,“托运书”也是可以证明货物运输成立的运输凭证的一种,但由于在他们之前还存在C公司向B公司的“订仓单”或C公司与B公司的来往信函,在这些“订仓单”以及信函中, C公司与B公司已经就涉诉的货物订立了运输合同,A公司仅根据指示送货没有任何订立运输合同的意思表示,所以本案中与“承运人”订立运输合同的“托运人”就应当认定为是C公司而不是A公司。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在《华沙公约》规定:“在没有相反的证据时,航空货运单是订立合同、接受货物和承运条件的证明”。也就是说,在航空货运单之外,如果还有其它形式的与航空货运单的内容不一致的合同,就不能仅依据航空货运单来确定合同的当事人。因此,我们认为,本案中A公司的诉讼重点应当放在对存在的C公司与B公司之间的各种形式的“要约”、“承诺”证据进行调查和收集,并通过这种手段,排除认定A公司为合同当事人的可能性。

A公司虽然在最终的诉讼中胜诉,但必定由于长期的诉讼遭受到了巨大的损失。因此,在进行国际航空货物运输的过程中,由于“托运书”、“航空货运单”是“承运人”认定“托运人”、索要运费的主要依据,因此当事人在填写时应当谨慎。在FOB国际贸易合同中,买方负责运输,卖方作为货主根据买方指示将货物送达指定地点,应当办理货物交接手续而不是托运手续,更不要轻易将自己的名称填入“托运人”一栏,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纠纷和损失。